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苗寨旧事
杨进文(苗族)
有一种说法,认为人上了年纪就会“往回走”,会不自觉地想起很多从前的事,而且,构想的旧时画面还会有很多貌似“忘记”了的细节。马上六十岁了,很多旧事朽翁本来应该淡忘。我却不然,脑子里常常过电影。许多老友和故人的身影笑声,带着故土浓浓的乡愁,像百脉淙淙的清泉,永远流淌在我的记忆长河里。
生产队里开大会
我儿时会唱一首名字叫《不忘阶级苦》的歌,其歌词大致是:“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河,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如今,想起这支歌,我又回到儿时的那个年代。
生产队,是自然村的行政机构名称,上一级的行政机构叫大队,再往上就是人民公社。也就是现在的乡(镇)政府。生产队里的领导班子是由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等人组成。简称“队委会”。
那时候,每天出工与散(收)工都是由生产队长吹哨子,社员们听“哨”而动,纷纷带上铁锹或扁担箩筐,匆匆忙忙地赶到集合地,听从队长安排。
生产队里开大会,一般是定在落雨天或晚上召开。每逢生产队有什么任务要明确时,就要开大会,一户社员家至少要一人,要求是户主或男劳力参加。
其实,生产队里的会议称不上什么“大会”。那时,凡是公开的会议皆称大会。社员们在开会当中,如果有人交头接耳讲小话,就有队委会成员立马制止:“不要开‘小会’!”于是,我对大会与小会才有了区别。
年代不同,而生产队里所开的大会内容亦完全不一样,但形式一成不变。上世纪60年代,穷苦人民搭帮共产党翻身作主人,“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于是,生产队里召开“忆苦思甜”大会的次数比较多。
解放前,我爷爷被国民党强行“抓壮丁”去了,从此一去就杳无音信。奶奶带着她那年幼的儿子,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同时还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可谓苦大仇深。奶奶在忆苦思甜的大会上,以身诉苦,来教育广大社员们。
我清楚地记得,奶奶后来还被大队干部安排到各个生产队里的大会上讲述自家的“苦情”。奶奶讲的次数多了,其演讲水平提高了一大截,她每次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地控诉那万恶的旧社会。
“我丈夫杨宗朝人虽然长得高高大大,有力气,但是不善言辞,为人过于老实。我是几岁时就来到他家做‘童养媳’的。他家有4兄弟,分别取名叫宗朝、宗幹、宗乾、宗翰。为了谋生,我丈夫长年累月给人家挑脚担,每天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从四都冲(注:指湖南城步金紫的山口)的枫木界爬界下岭几十里过绥宁(县),双肩被磨得红肿起泡,脚板上长了厚厚的老茧。
“自从民国29年(1940)开始,乡长带着保长及甲长半夜三更进屋来抓壮丁,我家的老三和老四先后被抓去当兵了。民国31年(1942),肖保长苦于手头上没有壮丁往上报数,就与甲长串通一气,打着歪主意又把我已年过38岁的丈夫,顶替他人而抓去当兵了……”催人泪下,听得在座的所有者泪眼婆娑,整个会场里泣不成声。
在集体化时期,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同时,各项政治运动亦是一个接一个。60年代初期,我母亲在大队当会计,生产队里开大会由她做会议记录,其记录本至今收藏在家中,于是,我抄录了其中一次会议记录。时间:1962年3月15日。地点:高边生产队仓库楼上。参加人员:驻队伍干部及全体社员。主持人:杨队长。
驻队干部伍同志讲话:今天我来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清山划界”同步进行,要把大队山林权属下放到生产队里,耕牛、农具、田土、劳力实行“四固定”到队……
接着杨队长作表态发言:我们生产队里的全体社员们,一定要听党的话,紧紧跟上新形势,按照刚才伍干部所讲的,去一桩一桩的落实执行……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进入到70年代,社员们在生产队里的大会上讨论着:如何壮大集体经济,“林农牧副鱼”全面发展;社员们曾在生产大会上表过决心:开好大寨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1978年春天,生产队里开了一个划时代性的大会,叫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会。
1980年5月,生产队里的大会上贯彻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给予的明确肯定,有力地推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
1984年,人民公社改称乡(镇),大队叫村,生产队为组。
时过境迁,斗移星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辛酸。前人的苦,是我们的福,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
生产队里干鱼塘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家乡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岩镇陈石村高边山,山清水秀,古木参天。房前有小江,屋后有水圳。每天早晨与傍晚,江边的码头上挤满了人,或洗衣洗菜、或剖鸡解鸭……
生产队里有一口面积约半亩的鱼塘,离江边不远,靠引江水入塘养鱼。每年开春后,生产队要在鱼塘里放许多鱼苗,到了腊月底的年边,就会放水干塘一回。
儿时生产队里干鱼塘,那是寨子里蛮热闹的事儿。干鱼塘捉鱼的活计,男子汉是主力军,而妇女们只是当当下手,小孩子纯粹是凑热闹、跟着看“把戏”,偶尔也能顺便捞些虾公碎(小)鱼回家。
我还记得,生产队鱼塘的水不是蛮深,只要放开2个暗涵洞,半天时间,就把水放得一干二净。当塘里的水放到只淹到脚背深时,只见鱼四处乱窜,有的还跃出了水面。其时,大人们用鱼网从头到尾干上一遍,稍大一些的鱼儿就提上塘坝了。
鱼塘里最多最大的是草鱼与鲤鱼。还有一些小杂鱼,如小鲫鱼、条巴公(土语)等。每次干塘,可以捕鱼数百斤。干完的鱼塘里,一般是还会有“漏网之鱼”的。于是,社员们会用竹篮子或小鱼网再过细一遍,也不会“放空枪”。
捞鱼时,小孩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冒着严寒,撸起衣袖,挽起裤管,打起赤脚下水,一点也觉得冷,想方设法地将“石眼”(石洞)里藏着的鱼,用手扳了出来。却弄得全身像只泥猴子。当捕捉到鱼时,那高兴的情形无法形容!
说到“石眼”里藏鱼,人们就会自然地知道,有人将乡村里个别女人偷男子汉作乐,比作“石眼里藏鱼”呢。由此可见民间语言艺术妙趣横生。
至于生产队里分鱼,是规规矩矩的,临时组成一个分鱼机构,在生产队长的监督下,把鱼分成若干等份,大鱼小鱼搭配均匀,然后再抓阄拿鱼,谁都不会觉得吃亏。
我母亲把分得的鱼拿回家中,立马把大鱼去鳞剖肚,反复清洗干净之后,找来一根约4、5寸长的小篾签,将鱼肚撑开,悬空挂在通风透气的杉木楼枕上,待被风吹得半干程度,再取下剁成小块做腊鱼。
剩下来的碎鱼虾公,就成了餐桌上的美食。配上生姜、紫苏叶炒出来的鱼,其味道妙不可言。“吃鱼不吃肠,好比冇得尝”!那些用汤煲出来的鱼肠子好吃得不得了,用筷子夹进嘴里,轻轻地嚼着,吃后苦中带着清凉,别有一番口味,让我念想至今。
儿时生产队里干鱼塘,干出的是一种欢乐,一种满足和幸福!如今家乡里的那口鱼塘虽然依然存在,但早已被按大田责任制承包给个人了,集体的鱼塘则成为我永恒的回忆!
广播声声伴我长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总是爱回忆往事,尤其是儿时所经历的事情。有些事情尽管在记忆之中模糊,通过大脑“过滤”后,却依然会清晰地“复制"出来。当我见到如今的“村村通”(高音喇叭)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在集体化时期,村村寨寨每家每户每天必听的小广播(喇叭)。
广播,其外状是一个木制而成的四方盒,长与宽各一尺有余,有的用红油漆刷过,十分精致。广播的正面雕刻着“五角星",或者一个“忠"字,那个小喇叭则安装在木盒子的里面,其结构简单。一般是悬挂堂屋门前的板壁上或木柱子上。
莫看广播小得“不起眼",而公社里的社员生活可少不了,所有的大、小事情是要通过收听广播之后,才能知道的呢!无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军人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于我来讲,用一句话来概括:堂屋门前广播响,声声入耳伴我长。
那个年代的广播,被群众形象地比喻为党的“喉舌"。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特别是我们地处湘桂边界的苗家大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社员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两耳难闻山外事。就只能靠从广播里听新闻,知时事。
那时,每个人民公社都设有广播站,有一名专职广播员,大队有广播室。吴瑞龙同志一直是我们(湖南城步)花桥人民公社的广播员,他身材魁梧,却是一个“文化人”。他播的声音洪亮又富有磁性魔力,令我听得入了迷,端起饭碗不知道动筷子。吴瑞龙对工作专心致志,一丝不苟,每天早中晚三次雷打不动,准时播放。
吴瑞龙喜爱文艺,关心社员,在放广播时,隔三差五地还播放一些“革命歌曲"。对那些歌,听的次数多了,我亦学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团结就是力量》、《洪湖水浪打浪》及《社员都是向阳花》等歌曲。那广播自然而然地做了我的“音乐老师"。在那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里,听一听优美悦耳的歌曲,心情又是何等的惬意!
在我的记忆当中,每天还可以从广播里听“天气预报"呢,所报的信息,来源于县气象站。不过,那时所报的“天晴落雨"准确率不算蛮高。有一句模棱两可“局部地区会有小雨”的话,可以留作一条“退路”。
总而言之,广播成了社员们一日三餐的“营养餐"。社员第一时间能从广播里听到了党的声音、官方的声音。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
家乡里的广播,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则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被“村村通"高音喇叭替代了。但是,儿时的广播,给我留下永恒的美好回忆!
儿时“打平伙”
现在青年人时兴三五成群相约进店聚餐,而谁也不想占便宜,谁也不想吃亏。于是,就实行“AA制”,采取“平均摊派”,大家吃得心安理得,打着饱嗝回家。提起“AA制”,我就自然而然的想起,儿时我们这些小家伙也曾相约一块“打平伙”。其中趣味无穷。
“打平伙”是湘西南城步苗族地区的土话,是指大家凑了食物一起“打牙祭”。这也是上世纪的事情了。举办的形式是几个人相聚在一起,从各自的家里拿点(或偷)食材凑拢来煮着吃;或者是大伙统一凑钱去市场上购肉食、佐料来共同办厨,大家围着一桌子菜谈天说地吃个饱,酒亦喝得红光满面……
我们院子里的几个小家伙,每当见到大人们在一起“打平伙”时,心里羡慕得不得了。很想效仿。于是,我们5个同龄伙伴,选择了一个不上学的星期日中午“打平伙”,并一致提出将“打平伙”的场地定在我家里。大家对“打平伙”既好奇,又乐意,更是为解馋。
俗话说“打平伙要有一个掌锅盖的(人)”,其意思是指,无论干一件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为首的人。这回“打平伙”,我就成了一个“掌锅盖”的人。
大家都愿意听从安排,服从指挥。那天早饭后,我召集伙伴们拢来商定,要趁着父母亲去生产队出集体工、不防备之时,各自从屋(家)里带点米、油、菜来。一阵过后,分别来自于小伙伴们自家菜地里的黄瓜、丝瓜、苦瓜及新鲜蔬菜,码成一堆,摆放在切菜的案板上。众人高兴之余,却为没有荤菜而感到叹息!其时,我就读起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提议大伙-起去捉泥鳅。
哪些田圳里有泥鳅,一般我们都是知道的,于是,一齐奔向屋门前的大田垄,卷衣袖、挽裤管“紧急行动起来”了。我们几个“分兵二路”,先将稻田边的小水圳里的水源堵住,然后找来一大把杂草扎紧,我一双手捏着草把,猫着腰,弓着背,把水圳里的细泥浆极力地往前推一、二尺来远,再用双手往泥巴里不停地盘(翻),只见泥鳅露着白肚,乖乖就范……约摸一节课那么久的时间,我们就捉到了一斤多泥鳅。不过,大家的小脸上被田泥弄得个“乌子狗(马虎)”一样,却高兴地提着泥鳅满载而归。
回家之后,我们既分工又合作。淘米煮饭的、进灶门烧柴火的、掌瓢炒菜的,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一阵过后,一道道美味菜做好了,端上“八仙桌”。尽管有些偏辣,且咸淡不匀,但是,小伙伴们围在八仙桌子旁,吃得满嘴流油,非常享受。每个菜都吃了个底朝天,绝对算得上是儿时最美味的大餐--当然也是令人留念一生的味道……
儿时那次“打平伙”的经历如今想起来都十分有趣,真切地感受到了“团结就是力量”。
如今回忆起来倒多了几分美好。因为当年的小伙伴,先后已晋升为爷爷级别的人物了,因为当年我们是在快乐之中成长的孩子!
煤油灯下觅“前程"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夜里,家中用那昏暗的煤油灯来照明,直到70年代中期。我在读小学、念初中期间的家庭作业,全仗那昏黄如豆的煤油灯相伴完成。所以我才感到家的温暖,因为我与家人都在煤油灯下觅“前程"。
在那实行计划经济时代,购买煤油的多少是受到限量的。社员们要凭“煤油供应票",去当地供销合作社购买。煤油自然而然地成了“稀少物"。
煤油,在湘西南地区叫洋油。还有什么叫洋布、洋火(火柴)、洋脸盆等都带上个"洋"字号。当时,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总给人一种崇洋媚外之嫌。
在煤油十分珍贵的时候,母亲把煤油灯的灯头(芯)拨得小了又小。从门缝里,要么一阵微风袭来,那盏煤油灯的“火闪"就打个不停,甚至还被吹熄。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一家人在夜间里,围坐在煤油灯下各司其职觅“前程"。奶奶在灯下打(编织)草鞋到三更,一双草鞋可以卖得5分钱,放到家里做油、盐钱足够了。
母亲在陈家大队当民办教师,常常见到母亲端端正正地坐在煤油灯下,不是仔细地给学生批改作业,就是在精心备课,夏天里全然不顾蚊子叮咬的场景。
在那煤油灯微弱光亮映衬下的母亲,精神抖擞,英姿飒爽,任劳任怨,不知疲倦地干起她的本行。有时睡意来了,就到厨房里打一盆温热水,洗洗脸,接着又坐在煤油灯下工作。因为母亲深知:“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她用这种理念来严格要求自己。
母亲认为,如果只是一味地要求“手下"的学生好好学习,那这样的要求就是苍白无力的。有一次,母亲为了准备一堂(节)数学课,她找来了直尺、三角板、量角器等教学工具,在煤油灯下反复比试,三番五次地绘图,直到鸡叫二遍才搞定了,她这才脸露微笑吹灯入睡。
母亲言传身教,为我树立了榜样,我则在煤油灯下写作文或练钢笔字,或做“加减乘除"之类的练习题……
煤油灯像人一样,也有脾气(个性)的,有时发起怒来,火苗乱窜,好像喘着粗气:“突…突"地发出响声来。煤油灯点着时,是最容易生黑烟的,过一段时间,就要把风筒(玻璃灯)罩取下,待冷却一阵子,用旧报纸哈几口粗气,擦尽那黑烟子,让其“重返前线"。
儿时在煤油灯下学习时间久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去照镜子,只见两个鼻孔乌漆麻黑。流岀来的鼻涕成了"黑一色"。我成年之后领悟到一个道理,既然世上人无完人,那人间哪有完美的煤油灯?
于是,我对煤油灯的好感日久弥新。曾经盼望已久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早已成为现实,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煤油灯曾照亮了我家的前程,所以煤油灯虽然成了“历史文物",却是我们的“前进灯塔”--她永远被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
记忆未衰的蓑衣
蓑衣,对我来说,记忆一点也未有衰退!
最近在领教孙女朗读古诗《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山雪”。其时,不禁由衷地回忆起我曾经做“苗家蓑笠翁”时的情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村里耕种几亩责任田。春天里雨水多,可正是春耕播种的农忙季节。为了不误农时,我常常在雨天里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冒雨出门去干农活。
蓑衣的特点:既能遮风挡雨,又保暖透气,比穿其它材料制作而成的雨衣要舒服多了。
我们寨前田垅里有一丘四亩挂零的“白米大坵”冬水田(头年冬天已经犁翻过)。我曾经连续三天在大晴天的清早和下午与一位堂伯父穿着蓑衣一前一后牵着一头近2龄(年)的黄牯到这丘田里“告牛”(教牛,即帮那些还不会耕田的牛犊学会犁耙田)。
一些过路的青年人不明“真相原理”,为我俩在大好天气里戴斗笠、穿蓑衣而感到“好笑”!后来,青年人去问长辈才知道:庄稼汉在“告牛”时,无论是天晴落雨都是这番“着装”。如果不穿蓑衣去“告牛”,今后到实际用牛犁田时遇上雨天穿蓑衣,牛就会“大惊小怪"不听使唤。其实,牛亦得要“见多识广”。
话说“告牛”的过程中,要掌握好几句“牛语”的要领:“呵起”,是指开始起步;用手扬鞭,示意“奋蹄前行,加油干”;转弯时,我与绿伯伯口里同时拉着长声对牛大喊:“转——来……”“唉!”是在“叫停”。我在前面用一根约三尺长的小竹筒套着牛鼻子与牛"齐头并进“,伯父是一位种田“老把式",就在后面充当“总指挥",他左手握牛绹,右手执牛鞭(竹枝)。牛绹,犹如驾车的方向盘,若要牛向左或向右转时,就得用手拔牛绹……
如今,我虽然“洗脚上田”几十年了,再也用不着穿蓑衣了,但我对那蓑衣记忆犹新!
毛阿敏-渴望(电视剧《渴望》主题曲)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恩怨忘却,留下真情重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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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进文(笔名先进文化),男,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苗族,城步作家协会会员。常在《中国绿色时报》、《湖南林业》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