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已经三十年了,思乡之情分毫未减,而且与日俱增。随着流光散去,岁月渐老,眼前的人和事变得模糊易忘,凌乱无序,遥远的往事却常常浮上心头,分外清晰。多少个梦乡幻境,都在故园的小街深巷徜徉;多少度春花秋月,都在当年的前尘旧事中沉思,尤其是疫情期间禁足的日子里,枯坐桌前,独对灯光,思绪纷飞,乡愁难抑……
我们家族之根在南京,但我出生在青海高原的一个小县城——湟源,因黄河支流湟水发源此地而得名。这块山清水秀的土地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透过远逝的烽烟,恍若看见汉代名将赵充国屯兵的猎猎旌旗;撩开尘封的史册,犹能听到唐代枭雄哥舒翰夜袭石堡城的号角……从故乡的名胜日月山上,走过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车辇,也留下金城公主西去的倩影,更留下无数商贾、旅者、探险家的足迹……
由于故乡处在农业区和牧业区的交界点上,又是唐蕃古道必经之地,曾有“海藏通衢”的美誉。清代雍正五年,这里兴修起一座周长七百余丈,只有东、西二门的小小城廓。道光九年,改设为丹噶尔厅,1913年改为湟源县。随着汉藏人民的频繁交往,这里曾成为从事茶马交易和商业往来的一大中心。当时,湟源县城著名商号达四十多家,驻庄的英、美、俄等外商大银行八家,大中小商家及手工业者近一千户,年贸易总额达二百多万两白银,比当时西宁的贸易总额高六倍左右。在滔滔的湟水之滨,在古镇的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驮队云集,商旅殷盛,市面繁荣,被人们称之为青海的“小北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湟源既是扬名西北的商业重镇,又是享誉青海的文化大县。在这里,有当地名流李耀庭、马英庵等商绅发起兴建的文庙、魁星阁等标志性建筑,成为湟源的文化符号。在这里,诞生过数位甘青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像熠熠闪光的星辰,照亮了湟源的天空。当然,首推一代名士朱绣(字锦屏)。他少年时学习经学,想考取功名,因科举被废除,转而学习经商,后在一家皮毛商号做事。而立之年,朱绣遇到了西宁道尹湖南人黎丹。两人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机,黎丹发现他学识广博,谈吐不凡,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推荐给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成了一名道尹公府随员。此后,又以西宁道议员身份漫游大江南北,结交名流,考察时事,眼界大开。《京报》主编邵飘萍先生说:“朱君锦屏,乃今世奇才,异能之士。与余为刎颈之交。”
在那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的年月,朱绣在西宁创办蒙藏师范学校,亲自授课。在担任甘肃省立师范等四所学校校长时,改革学制,改订课程,加授实用教材,推动了甘青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乘机抛出《西姆拉会议草案》,企图分裂西藏。在这危急关头,朱绣受中央政府的委派,赴藏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并编撰了《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为后人留下一部揭露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不忘国耻的史书。
令人痛惜的是,1928年,朱绣和另一位西宁名士周希武去兰州和冯玉祥的国民军谈判的路上,军阀马麒(马步芳之父)出尔反尔,玩弄阴谋,被他派去的伏兵枪杀,老鸦峡的莲花台竟成为他的断魂之地!他只活了44岁,湟源人为他塑立了石像,他的名字入了民国《西宁府续志》,朱绣永远活在史册之中。记得我的长辈们,每次提到“朱大人”,总是充满缅怀之意,敬仰之情。
还有撰写《丹噶尔厅记》的一代名儒杨治平,“青海诗星”魏经邦,赴法留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的魏英邦,留下名曲《四季歌》的文学家、教育家石殿峰,在湟源药水峡峭壁上刻写“海藏通衢”大字的书法家靳学书,以及著有《秦边纪略》等专著的地方史专家王子贞等,都是湟源县的文化版图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据统计,民国十七年(1928年)湟源整个县人口不足三万,城镇人口不足一万,却有六十多名大学生,这个比例在青海省来说,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说明故乡重教崇文的风气很浓,文脉源远流长。如果没有民国十八年(1929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屠城”血案,湟源的经济会更加繁荣昌盛,文化人也会更加层出不穷。
那是一场有预谋的抢劫和屠杀。匪首马仲英出生于河州,很早当兵,他的父亲马宝和青海军阀马麒、马麟是同族兄弟。1928年,驻守甘肃河州的国民军与当地群众产生纠纷,马宝被群众推选为代表和国民军谈判。谁料谈判未果,马宝被国民军在兰州杀害。马仲英报仇心切,即刻从西宁乐家湾兵营返回河州,振臂一呼,揭竿而起,万人云集,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因当时马仲英只有十六岁,被人们称为“尕司令”,大有少年得志之骄横。他率这群乌合之众三度围攻河州国民军,均以失败告终。于是,人心浮动,军饷亏空,有点支撑不下去之势。他风闻青海有个“小北京”湟源,商户都很有钱,便取道贵德,欲到湟源补充军资。恰好湟源驻军头领马步元是他的堂兄,也早已觊觎湟源商人钱袋里的银子。两人包藏祸心,一拍即合,串通一气,内外夹攻,于民国十八年正月初六早上,破城而入,大开杀戒,血洗了丹噶尔古镇。殷实人家的钱财抢掠一空,稍有反抗一律用刀杀死,未来及逃跑的妇女尽遭蹂躏,抢不到银钱就焚烧房舍……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仅一天时间,就有两千多条无辜的生命惨遭杀戮;一千多人被砍成重伤,在血泊中哀号;两千多间房屋被焚毁;三百多万两白银落进了土匪们的行囊……一个往日红红火火,熙熙攘攘的商贸重镇,顷刻间变为阴森可怖,鬼影憧憧的人间地狱……扬名西北的“小北京”从此衰败,文教事业遭到重创。
2004年7月,我在法国旅游期间参观了著名的罗浮宫,被它的宏伟瑰丽所震撼!回来后,查阅了有关罗浮宫的历史资料,发现1572年8月24日深夜,在巴黎上演过一幕天主教徒屠杀“胡格诺”(新教)教徒的惨剧,除了事先做过记号的天主教徒住宅,其余门户都可以直接进入,妇孺老人都不放过,格杀勿论。仅仅一夜之间,三千多人被杀,赛纳河水都被鲜血染红了……这就是由国王查理九世的母亲凯瑟琳在罗浮宫一手导演的“圣巴托罗缪节惨案”,成为法兰西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至今无法抹去斑斑血迹。
发生在民国十八年的“湟源屠城”血案,比那个臭名昭著的“圣巴托罗缪节惨案”有过之而无不及,死伤人口超过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遇难。
就在这场血腥屠杀中,我祖母的娘家遭到灭顶之灾:她的爷爷是私塾先生,兄弟姐妹都上过私塾,识文断字。她的父亲弃文经商,挣下了一份不菲的家业,当别人劝他逃跑时,他难舍执意不走的妻子、儿媳和小女儿,想拿点钱财保住一家。谁料他刚刚上到房顶瞭望,就被蜂拥而至的匪徒发现,一枪射杀了。失去了男人保护的三个女性无异于砧板上的鱼,任凭衣冠禽兽们摆布。祖母的寡嫂是湟源首富李耀庭之女,颇有姿色,立即被破门而入的几个匪徒拉到屋内,实施强暴……最令人痛惜的是祖母的小妹王蓓兰,她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刚刚十六岁,媒人已踏破了门槛,千挑百选,择定了一门大户人家,聘礼已送,只待选定吉日完婚。那天早上,闻讯城破后,家中其他人慌忙逃往北极山,她主动留下守护父母。为了自卫,女扮男装,换上了破旧的黑棉袄,白皙的鹅蛋脸上涂满了锅灰,一头黑发塞进了毡帽。然而,为首的匪兵仍然识破了她的“伪装”,一把掀掉了毡帽,长发披落及腰,又强迫她洗去脸上的锅灰,姣好的面目暴露无遗。匪兵们哪能放过这样一位美人!欲献给“尕司令”邀功请赏,七手八脚要强行将她拉走……母亲跪在地上哀求匪徒,愿意用所有的家资换回女儿。丧尽天良的土匪既要财也要人,亮出刀子逼着母女俩就范……
小姨奶平素备受宠爱,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但此时此刻,一腔怒火升腾而起,烧掉了所有的胆怯和懦弱,她毕竟是读过私塾的女性,镇定地说:“你们先放过我的母亲,等我进屋换身衣服,打扮一下,再跟长官们上路!”土匪们知道,她已是笼中鸟,插翅也难飞,便收起了逼问她母亲的尖刀,坐在花园围墙上耐心等待。
小姨奶进屋反扣了房门,换上了做好的新嫁衣,找出家里存放鸦片的匣子,抓起一把吞了下去……一个未出阁的花季少女,面对邪恶残暴的一伙匪兵,表现出的不是贪生怕死,失身保命,而是大义凛然的决绝,从容赴死的悲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贞烈!她死后,婆家为她修了墓,在坟前树起一座高大的石碑,上书“烈女王蓓兰”五个大字,一时在湟源广为传颂。
我祖母的母亲看到夫死女亡,媳妇遭受凌辱,万念俱灰,也吞服了鸦片,追随她的亲人去了……祖母当时才三十六七岁,在猝然降临的灾难打击下,一夜之间头发白了大半。在她的娘家失去三位亲人之同时,婆家的两位公公也被土匪杀害了……我小时候,听到祖母常常挂在嘴上的三个字:“我命苦”,她成天数念珠,背诵整篇的《多心经》《金刚经》《大悲咒》,每逢晨昏,都跪在佛龛前,手敲木鱼,念念有词,然后对着观世音菩萨的画像磕头不已。
有关我的两位曾祖父被杀的细节,我知道时已上初中了,那是伯母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有意告诉我的:屠城那天,正在坐月子的伯母无法同家人一道逃跑,她被伯父藏进堂屋暗角的地窖中,怀里抱着还未满月的婴儿,吓得大气都不敢出。透过掩盖在地窖上面的木板缝隙,看到了那幕令她魂飞魄散的惨景: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被土匪用粗麻绳捆在一起,吊在房梁上,忽尔又滑动绳子,重重地摔在地上,用皮鞭狠狠抽打,逼着他俩交出银子。两位曾祖父十三四岁时从南京流浪到湟源,不知一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靠着一手印染技艺,创办了一间小小的染坊,朝朝暮暮,勤勤恳恳,经过几十年艰苦打拼,终于置下一座三个院落的宅子和六间铺面的染坊,在群商争锋,风云际会的湟源县丹噶尔城有了一席之地。要他们交出辛辛苦苦积攒的钱财,简直无异于剜心掏肺!他俩咬紧牙关,任凭皮鞭抽,麻绳吊,就是不开口,不求饶,更不说银子藏在何处。这帮残无人道的盗匪恼羞成怒,用斧头砍死了我的两位曾祖父;又放了一把火,将三进四合院烧成一片火海……
当逃难的家人回来时,两位曾祖父的尸体已被烧焦,惨不忍睹!我爷爷、两位叔爷爷及伯父、姑姑们伤心欲绝,号啕大哭;我父亲才十岁,吓得簌簌发抖……我伯母虽然侥幸躲过一劫,但在血与火的炼狱中受了惊吓,落下了心绞痛的病根,隔三差五就犯病,终生辗转在病榻上……
一个融融乐乐,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就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屠城”中家毁人亡,土崩瓦解了!对于这段辛酸而惨烈的往事,老一辈幸存者用遗忘掩埋痛苦,闭口不提。作为一个多年供职媒体的“老报人”,我报道过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际,但我不想用苦难换取廉价的同情,极少展示自己的悲惨家史。我要用自身的努力,唤起他人的尊重,赢得生存的一席之地。
许多年后,就在我家被焚毁的废墟上,修起了一座博物馆,在展出的湟源历史资料中,有一张全景式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正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六的屠城现场,火光冲天,尸体横陈,有几个手无寸铁的百姓,跪在地上引颈受戮……据说是由“福音堂”的一位牧师偷拍下来的。我立即想起了惨死在土匪斧下的两位曾祖父,还有贞烈的小姨奶奶,心中涌起一阵剧痛的狂涛……时光流逝了将近一百年,回望岁月深处,还能依稀看到淡淡的血痕,那是嵌进我生命中难以愈合的创伤……为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会加倍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和安宁!并不忘告诫我的子孙:用信仰做经线,用梦想做纬线,用大爱做缨络,编织更加多彩的明天,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本文原刊于《青海湖》杂志2020年第九期